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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,中国基金圈的人事变动颇为特别。
事关张坤的一则公告,让各方解读众多:他已经辞去了易方达副总经理的职务,并表示将专注于投资管理工作。
恰恰在张坤变动之前,中国公募业另一位老将杨谷,同样辞任了诺安基金的副总经理一职,同样,未来也专注于投资工作。
表面上,杨谷并没有张坤的名气大,甚至部分投资者对其不甚了解,但这位基金经理的资历相当之高,早在2007年就开始担任诺安基金的副总经理。
杨谷在1990年代曾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券商研究员,他2003年加盟诺安基金,当时公募机构属于新兴产物,他至今是基金圈连续从业时间最长的基金经理之一。
“张坤现象”之外,资历更老的杨谷一度也是“管理+投资”两手抓,如今离开高管层,意味深长。
“投而优则仕”在中国公募行业会逐渐开始消失吗?
成长股选手
围绕杨谷的职务变动,恐怕需要从其基金操盘入手寻找答案。
据天天基金网,杨谷如今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50亿元人民币,以他管理的诺安先锋混合基金为例,其早在2006年9月就开始操盘管理,至今已经超过19年的时间,在业内极为少见。
我们从投资风格切入,来看看这位基金经理的“精力”。
下图为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的前十大持仓股票。
不难看出,从杨谷的上述股票组合里看不到“司空见惯”的大盘蓝筹股票,成分股的市值大多在50-500亿之间,体现了专注于挖掘中小盘成长股的路数。
换言之,这位基金经理回避了那些资金抱团的超大市值龙头股票,他试图挖掘A股市场上的“隐形冠军”,聚焦于高端制造、医药研发、电子国产替代等三大成长赛道,规避传统行业的万亿级、千亿级白马股。
那么,作为一名成长股投资的基金经理,其工作精力分配则会与研究大蓝筹的基金经理有明显差异。
通常,成长股基金经理要花30%-40%的时间集中于公司调研,比如投资标的实验室的设备情况、技术团队的实力、产品的研发进度,这些时间要么花在路上,要么花在对应公司的现场调研。搜集完信息之后,基金经理还要花相当的精力进行信息分析,将财务报表、行业数据与调研信息进行结合。
除此之外,基金经理还需要和公司内部研究员、外部的研究支持机构进行沟通,再进一步验证自己的选股逻辑,甚至要推翻此前的组合布局。
净值曲线的真相
基金经理杨谷作为上述组合的操盘者,自然要面对这些中小盘股票基本面的快速变化以及信息透明度问题,这比很多投资“大票”的基金经理难度要高。
看到这里,容易让人想到,杨谷卸任管理岗的更深层次的原因。
名义上,一位基金经理站在高层管理岗的位置上,不仅能给予他们薪资福利的高待遇,亦赋予其决策话语权与职业成就感。
然而,毕竟基金经理本人的时间精力颇为有限。
这种投资精力的限度高低,体现在净值曲线的变化上。
据天天基金网,近三年杨谷的上述产品收益率为3.47%,虽然跑赢了沪深300指数,但是并没有真正录得绝对收益,毕竟剔除管理费、无风险收益率,上述净值收益对于投资者来说并没有赚到钱。
再来看近两年的阶段性收益,则跑输了同期沪深300指数高达7个百分点。
投资者的体验可想而知。
“投而优则仕”的行业困局
在公募基金行业,明星基金经理兼任管理岗,对投资业务有着十分微妙的影响。
由于公募基金有着普惠金融的特点,名气较大的基金经理掌管着“慕名而来”的个人投资者资金,这直接决定着普通人群的财务未来。
毕竟,越来越多的基民意识到:权益基金投资有希望彻底性改变个人和家庭的财务地位。
在这个重大预期之下,基金经理一手操盘,一手行政,势必要考验个人的精力集中度和工作效率。
权益投资行业除了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,也很大程度上依赖“靠天吃饭”,也就是牛熊市的基本盘。
虽然各家公募机构内部治理文化不同,但中高层管理工作必然涉及琐碎事务与繁杂会议,容易分散基金经理的注意力,使其难以长时间沉浸于投资研究之中。
当基金经理将部分注意力放置于管理岗,那么投资决策的及时性与精准度就要受到考验,甚至产生错过最佳投资时机的“牺牲效应”。
由此,基民则要承担除了市场风险以外的人为风险,也就是基金经理作为操盘者面对的时间资源难题。
对于中国公募行业来说:“投而优则仕”的现象——一度成为基金经理的职业发展路径——如今在主动选股投资难度徒升的市况下,公募机构需要对核心投研人才进行“保护”。
毕竟,基金操盘与行政管理之间并不相通,需要不同的专业人才,或许这样净值曲线才能让普通基民有效改善财务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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